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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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万历年间的中国人走在复兴党中国的公路上的话，他的感觉可能是中国变得荒芜和萧条了很多。
同样的，如果一个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走在1637年的北方中国郊外的公路上，也会产生一种自己正走在荒野和树丛中的感觉。即便顺着这条公路无论向前还是向后，都可以找到非常繁华和兴旺的城市，他还是会产生这样的感觉。
自然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即使不过才退耕了三四年的时间，原本贫瘠的耕地，就变成了草地和树林。
当然，如果认真的观察一下，人们还是可以发现那些草地其实都是某种单一的人为大规模种植的牧草。根据地域的不同，人们可以发现这些荒草其实是黑麦草、玉米草、皇竹草、苜蓿草等等人工种植的饲料牧草。而那些树林，也是各种人为种植的成排成行的各种人工速生丰产林木。
不过总的来说，这些牧草和速生林和道路两旁的护道树林结合起来，确实会给路上的人造成一种身处荒野的感觉来。
但是，只要路上的人把头往下一低，看清楚脚下的或者是水泥混凝土路面，或者是沥青混凝土路面，或者是泥结碎石路面的话，再看到公路两旁的一段一段出现的那些食杂店，旅社和大车店的话，把这些东西再和偶尔出现在公路两旁的输电塔、无线电信号塔和电线杆子结合起来，即使对经常和公路交汇的铁路以及铁路上呼啸而过的蒸汽机火车进行忽略，他们也可以完全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一个和过去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都不同的时空。
即使不把那些内外蒙古高原上对新中国臣服的部落的领地和西藏、西域地区已经开始定期向新中国称臣纳贡的变异蒙古统治者统治的区域算进新中国的有效领土中，1634年建立的中华人民民主帝国到1637年也已经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四川、陕西、山西、广西、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广东东北部、云南北部和贵州北部以及海南全岛以及南洋部分地区，建立起了有效的统治，实实在在的掌握了一亿上下的人口。
一亿人，如果像过去封建农业时代那样散布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的话，即使对于现代人来说整个中国仍旧显得非常的蛮荒，但是也绝对不会让在城际公路上旅行的旅客感到那样的清冷和寂静。
但是把这个在未来的中国最多也就是一个半省的人口，集中到经过复兴党认真规划过的地区上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在这些地区的公路上旅行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千里无人烟的荒芜感。
要知道，即使对于一个全面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水平的工业化建设，正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国家来说，将近二十个省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一亿人左右的人口，也肯定会给人一种地广人稀的感觉的。
王书辉在现代社会的老家黑龙江省，就是一个经常会给公路上的旅行者一种地广人稀感觉的荒芜和空寂感的地方。
在公路上旅行的时候，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不是连绵不绝的单一品种的农作物，就是看起来没有边际的沼泽地、林地和草地。
但是，因为这片宽广和平坦的土地是中国最早进行的工业化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仅仅三江平原一个商品粮生产基地，就可以供应全中国的所有直辖市和海陆空三军的一切粮食需求了。
同样的道理，当复兴党领导的中华人民民主帝国，在除了珠江三角洲外的太湖平原、鄱阳湖平原、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江淮地区、成都平原、松嫩平原、三江平原等所有可以为后世十几亿中国人提供充足粮食的商品粮基地的区域上，建立起了无数的全面工业化的，进行专业化、专门化、机械化生产的，使用优质改良种子，应用化肥和农药的国营农场之后，即使中华人民民主帝国的粮食产量目前还达不到亩产一千多斤两千斤这样的变态水平，可是，为三四亿中国人提供充足的粮食都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充足的粮食作为底气，复兴党才可以对整个新中国的人口分布进行彻底全面的针对性规划和调整，才可以把大量的不适宜生活的山区、荒漠、森林、海滩上的人民群众迁移到农场、城市，才可以把大量的其实并不适宜耕种的土地变成种植牧草和速生林的荒野。
也正是因为有了那原本可以养活三四亿人口的粮食，新中国的人民群众才可以轻松的在市场上买到各种肉类食品，买到各种酒精饮料，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过去他们想都没想过，想都不敢想的食物。
也是因为如此，复兴党才敢于动用国家巨量的粮食储备，从容的对江南地区进行经济打击。
现在王书辉到地方调研，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牧草和大量的速生林，看到在草地和林间到处的窜来窜去的各种蠢萌的野生动物的时候，他不禁想起现代社会对于工业化和环境保护之间的那些争执来。
面对这种争执，王书辉一直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去工业化，而是全面的，快速的，努力的，拼命的大搞工业化，不断的提高和升级工业化的水平。
其实看看复兴党在十七世纪的中国进行的实践就可以发现，正是因为大力的强硬的推广工业化，所以和过去进行粗放的低水平农业生产的封建王朝时代的农业中国比较起来，复兴党建立的新中国的环境才被全面的改善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在全面普及煤炭作为燃料之前，人们煮饭做菜取暖烧火等等，都是要依靠柴草的。比起燃烧煤炭造成的污染，砍树割草造成的环境破坏其实要严重的多。
王书辉十年前在湖北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在佃农向地主租地的时候，柴山这一块，他们也得付出相应的地租。所谓的柴山，就是指农民们烧火做饭的时候获取燃料的长着树木的小山。湖北地区凡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附近的小山都已经变成一片光秃的状态了。为了满足燃料的需求，荒地里的杂草也是大家收割和储存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落后的农业生产才是对自然环境最大的破坏。只有当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足够的廉价的可以轻松的满足日常需要的蜂窝煤等各种煤炭燃料之后，在工业化的大规模农业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充足的粮食的情况下，复兴党领导和推广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复兴党领导的黄淮治理工程，复兴党领导的黄土高原治理工程等等大规模的环境治理工程，才有可以真正的得以实现。
也就是说，不仅低水平的粗放农业生产本身就是在大规模的破坏环境，就是为了弥补过去几千年中国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得已造成的环境破坏，也必须建立在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因为没有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等等工业的话，就没有可以代替树木和荒草的燃料存在，就没有可以彻底的扭转大规模的破坏环境进行广种薄收的落后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农业存在。
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的简单。
没有煤炭工业，就没有蜂窝煤。没有煤炭工业、钢铁工业、就没有制造蜂窝煤炉子的钢铁。没有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就没有可以代替人力全面提高生产率的农业机械。没有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就没有可以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可以全面提高粮食产量，抑制病虫害的化肥和农药。
先进的农业生产，降低了农业生产需要的人口。而发达的农业生产的前提，正是需要大量人口的各种工业企业。就这样，人口的机构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的手段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于自然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正是人们对于自然的需求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正是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得到了全面的升级，自然环境才会全面的好转过来。
当然，这也和17世纪的中国这个同样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只有一亿多不到两亿人的人口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在武成铁路上快速奔驰的列车，看起来很像《哈利波特》电影里的那种列车。不过因为西南地区复杂的地质环境，复兴党采用了比较绕路的铁路建设线路，即把武成铁路分成三段来建设。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复兴党湖北根据地政府就完成了武襄铁路的建设。在新中国建立后，西南铁路局同时开建襄渝铁路和成渝铁路两条铁路线。到1637年的今天王书辉到成都考察的时候，整个武成铁路已经全面的贯通了。
即使因为尽可能回避工程技术难题绕了很大的弯，但是武成铁路也是新中国铁路建设里最艰难的工程。三十多名工程设计人员，四千多名铁路生产建设兵战士，两万多名西南各民族归化群众和将近四万名劳改人员，牺牲在武成铁路的建设过程中。
坐在火车车窗的边上正在开着脑洞，说着工业化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王书辉看到铁路两旁的烈士陵园，突然间就变得沉默不语了。
因为王书辉突然间不再说话，车厢里一直响个不停的便捷式中文打字机的叮当声也停了下来。（王书辉在现代社会花了百万元请人专门设计了便捷式中文打字机。）中央办公厅主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们也安静了下来。
整个车厢里除了电报员们不断接收和发出电报的声音以外，就只有火车的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透过新式的车厢隐隐约约的传进车厢。
车厢中的气氛一时间就变得非常的凝重。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的时间，随着一声悠扬的汽笛声，王书辉才打破了车厢里的凝重气氛对正在安静的整理着材料的办公室主任张兆欢说道：
“兆欢同志，对于西南土司群众和川渝边区群众的冲突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对于这个问题，张兆欢的看法其实并不复杂。他的态度和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定性上是一致的。
国家把西南地区的土司山民进攻川渝边区的居民的事件定性为冲突，这就说明在所谓的冲突中，川渝边区的群众是处于优势方面的。
按照中央政府的习惯，在地方冲突中，比如北方边区，西北边区或者西南边区，一旦发生了外民族或者非国民和本国人民群众的冲突的话，本国人民处于劣势，发生伤亡，国家就会把事件定性为非法侵略。
国家这样定性了这个问题，那么作为后续处理的方法，国家就会派出当地驻军打击和消灭所有的侵略者，追究这些侵略者所属的政权或者部落的罪责。
而一旦在事件中本国人民群众处于优势，大量的杀伤了外民族或者非国民的进攻者的话，国家就会把事件定性为民间冲突。
作为后续处理的方法，国家同样会派出驻军逮捕和收拢那些参与冲突的外民族和非国民，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然后同样会追究这些参与冲突者所属的部落或者政权。
不过，因为新中国采取的是全民皆兵的基本国策，所有的新中国人民群众无论男女老少都要终生的定期的接受军事训练，更因为新中国对于枪支弹药采取的是有限管制，也就是不允许个人持枪，但是民兵部队和作为各地方群众军训组织单位的地方武装部统一管理个人名下枪支弹药的政策。
所以，当各种抗拒中华民族民族大一统国家基本国策的北方、西北方和西南方的反动分子，发起对边区群众的武装侵扰的时候，无论是当地的人民公社、生产队还是农场里的民兵和群众，都会快速的武装起来，给予侵扰者以迎头痛击。
王书辉提到的西南土司群众和川渝边区群众的冲突，指的就是黔国公沐启元治下的西南土司兵们，因为沐启元集团和高迎祥集团长期的武装斗争导致的严重饥荒，逃入云贵与川渝地区交界地区，意图抢掠川渝边区群众定居点，遭遇当地群众大规模杀伤的事件。
因为这个时代的云贵地区属于一个人口稀少，民族复杂，工农业生产条件都非常恶劣，交通异常闭塞的鸡肋地区。所以张兆欢觉得似乎没有必要对占据云贵地区和新中国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的高迎祥集团和沐启元集团给予太多的理会。
所以对于王书辉的问题，张兆欢回答道：
“老师，我觉得我们应该对高迎祥集团给予更大的倾斜和帮助。”
“哦。你继续说。”
王书辉已经从冥想中恢复了过来，听到张兆欢的回答之后就让他细致的说说原因。
“我觉得未来十年的时间，国家都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内部建设上。刚刚老师谈到了工业化和环境的关系，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觉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对国内的工业进行第二次革命，全面推广电气化，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内容。”
“至于那些小规模的边境冲突，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解决，而是通过经济和政治和手段对这些冲突进行处理更好。”
“比如对于北方边境采取经济羁縻的办法，目前看来效果就非常的好。近一年的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边境冲突出现。”
“这几年国家对于南明伪政府的经济战效果也非常的不错，让我们从江南地区抽取了大量的劳动力，解救了不少人民群众。”
“从这个角度讲，对于西南地区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扶植和支持高迎祥集团大力的打击和消灭具有民族分裂倾向的西南地区反动分子的办法，逐步的肃清西南地区的反动派。”
“等这个过程持续四到五年的时间之后，总人口不会超过百万的西南分裂分子的实力就会遭到比较大的打击。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武装行动，将残余的反动派和高迎祥集团赶出云贵地区，应该就比较轻松，也没有太大的国内建设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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