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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历史军事穿越历史作品相关作者：我是蓬蒿人[全文阅读]更新时间：2015120623:48:52字数：7309以下是《旧五代史》的记载：
桑维翰，字国侨，洛阳人也。父珙，事河南尹张全义为客将。维翰身短面广，殆非常人，既壮，每对鉴自叹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辅之望。《三楚新录》：马希范入觐，途经淮上，时桑维翰旅游楚、泗间，知其来，遽谒之曰：「仆闻楚之为国，挟天子而令诸侯，其势不可谓卑也；加以利尽南海，公室大富。足下之来也，非倾府库之半，则不足以供刍粟之费。今仆贫者，敢以万金为请，惟足下济之。」希范轻薄公子，睹维翰形短而腰长，语鲁而且丑，不觉绝倒而笑。既而与数百缣，维翰大怒，拂衣而去。性明惠，善词赋。《春渚记闻》：桑维翰试进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劝勿试，维翰持铁砚示人曰：「铁砚穿，乃改业。」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唐同光中，登进士第。《洛阳缙绅旧闻记》：桑魏公父珙为河南府客将，桑魏公将应举，父乘间告齐王张全义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齐王曰：「有男应举，好，可令秀才将卷轴来。」魏公之父趋下再拜。既归，令子侵早投书启，献文字数轴。王请见魏公，父教之趋阶，王曰：「不可，既应举便是贡士，可归客司。」谓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终以客礼见。王一见奇之，礼遇颇厚。是年王力言于当时儒臣，由是擢上第。
高祖领河阳，辟为掌书记，历数镇皆从，及建义太原，首预其谋。复遣为书求援于契丹，果应之。俄以赵德钧发使聘契丹，高祖惧其改谋，命维翰诣幕帐，述其始终利害之义，其约乃定。《通鉴》：赵德钧以金帛赂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契丹主自以深入敌境，晋安未下，德钧兵尚强，范延光在其东，又恐山北诸州邀其归路，欲许德钧之请。帝闻之大惧，亟使维翰见契丹主，说之曰：「大国举义兵以救孤危，一战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栅，食尽力穷。赵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国之强，且素蓄异志，按兵观变，非以死徇国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诞妄之辞，贪毫末之利，弃垂成之功乎！且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岂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尔见捕鼠者乎？不备之，犹或啮伤其手，况大敌乎！」对曰：「今大国已扼其喉，安能啮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约也，但兵家权谋，不得不尔。」对曰：「皇帝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属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义不终，臣窃为皇帝不取也。」跪于帐前，自旦之暮，涕泣争之。契丹乃从之，指帐前石谓德钧使者曰：「我已许石郎，此石烂，可改矣。」及高祖建号，制授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寻改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充枢密院使。高祖幸夷门，范延光据鄴叛，张从宾复自河、洛举兵向阙，人心恟恟。时有人候于维翰者，维翰从容谈论，怡怡如也，时皆服其度量。
及杨光远平鄴，朝廷虑兵骄难制，维翰请速散其众，寻移光远镇洛阳。光远由是怏怏，上疏论维翰去公徇私，除改不当，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与民争利。高祖方姑息外将，事不获已，因授维翰检校司空、兼侍中，出为相州节度使，时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内所获盗贼，皆籍没其财产，云是河朔旧例。及维翰作镇，以律无明文，具事以奏之。诏曰：「桑维翰佐命功全，临戎寄重，举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规，况贼盗之徒，律令具载。比为抚万姓而安万国，岂忍罪一夫而破一家。闻将相之善言，成国家之美事，既资王道，实契人心。今后凡有贼人准格律定罪，不得没纳家资，天下诸州皆准此处分。」自是劫盗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岁余，移镇兗州。
时吐浑都督白承福为契丹所迫，举众内附，高祖方通好于契丹，拒而不纳。镇州节度使安重荣患契丹之强，欲谋攻袭，戎师往返路出于真定者，皆潜害之，密与吐浑相结，至是遂纳焉，而致于朝。既而安重荣抗表请讨契丹，且言吐浑之请。是时安重荣握强兵，据重镇，恃其骁勇，有飞扬跋扈之志。晋祖览表，犹豫未决。维翰知重荣已畜奸谋，且惧朝廷违其意，乃密上疏曰：
窃以防未萌之祸乱，立不拔之基扃，上系圣谋，动符天意，非臣浅陋，所可窥图。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显，无功报国，省己愧心，其或事系安危，理关家国，苟或缄默，实负君亲，是以区区之心，不能自己。
近者，相次得进奏院状报：吐浑首领白承福已下举众内附，镇州节度使安重荣上表请讨契丹。臣方遥隔朝阙，未测端倪。窃思陛下顷在并、汾，初罹屯难，师少粮匮，援绝计穷，势若缀旒，困同悬磬。契丹控弦玉塞，跃马龙城，直度阴山，径绝大漠，万里赴难，一战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业。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彼此通欢，亭障无事。虽卑辞降节，屈万乘之尊，而庇国息民，实数万之利。今者，安重荣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请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强，将假手以报怨。恐非远虑，有惑圣聪。
方今契丹未可与争者，有其七焉：契丹数年来最强盛，侵伐邻国，吞灭诸蕃，救援河东，功成师克。山后之名籓大郡，尽入封疆；中华之精甲利兵，悉归庐帐。即今土地广而人民众，戎器备而战马多。此未可与争者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后，锋锐气雄；南军因败衄已来，心沮胆怯。况秋夏虽稔，而帑廪无余；黎庶虽安，而贫敝益甚；戈甲虽备，而锻砺未精；士马虽多，而训练未至。此未可与争者二也。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信誓甚笃，虽多求取，未至侵凌，岂可先发衅端，自为戎首。纵使因兹大克，则后患仍存；其或偶失沈机，则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苟议轻举，安得万全。此未可与争者三也。王者用兵，观衅而动。是以汉宣帝得志于匈奴，因单于之争立；唐太宗立功于突厥，由颉利之不道。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战伐之机，部族辑睦，蕃国畏伏，土地无灾，孳畜繁庶，蕃汉杂用，国无衅隙。此未可与争者四也。引弓之民，迁徙鸟举，行逐水草，军无馈运，居无灶幕，住无营栅，便苦涩，任劳役，不畏风雷，不顾饥渴，皆华人之所不能。此未可与争者五也。契丹皆骑士，利在坦途；中国用徒兵，喜于隘险。赵魏之北，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平如砥，步骑之便，较然可知。国家若与契丹相持，则必屯兵边上。少则惧强敌之众，固须坚壁以自全；多则患飞輓之劳，必须逐寇而速返。我归而彼至，我出而彼回，则禁卫之骁雄，疲于奔命，镇、定之封境，略无遗民。此未可与争者六也。议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亿，谓之耗蠹；有所卑逊，谓之屈辱。微臣所见，则曰不然。且以汉祖英雄，犹输货于冒顿；神尧武略，尚称臣于可汗。此谓达于权变，善于屈伸，所损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兹交构，遂成衅隙，自此则岁岁征发，日日转输，困天下之生灵，空国家之府藏，此为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将帅擅权，武吏武臣，过求姑息，边籓远郡，得以骄矜，外刚内柔，上陵下替，此为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与争者七也。
愿陛下思社稷之大计，采将相之善谋，勿听樊哙之空言，宜纳娄敬之逆耳。然后训抚士卒，养育黔黎，积谷聚人，劝农习战，以俟国有九年之积，兵有十倍之强，主无内忧，民有余力，便可以观彼之变，待彼之衰，用己之长，攻彼之短，举无不克，动必成功。此计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
臣又以鄴都襟带山河，表里形势，原田沃衍，户赋殷繁，乃河朔之名籓，实国家之巨屏。即今主帅赴阙，军府无人，臣窃思慢藏诲盗之言，恐非勇夫重闭之意，愿回深虑，免起奸谋。欲希陛下暂整和銮，略谋巡幸。虽栉风沐雨，上劳于圣躬；而杜渐防微，实资于睿略。省方展义，今也其时。臣受主恩深，忧国情切，智小谋大，理浅词繁，俯伏惟惧于僭逾，裨补或希于万一，谨冒死以闻。
疏奏，留中不出。高祖召使人于内寝，传密旨于维翰曰：「朕比以北面事之，烦懑不快，今省所奏，释然如醒。朕计已决，卿可无忧。」
七年夏，高祖驾在鄴都，维翰自镇来朝，改授晋昌军节度使。少帝嗣位，征拜侍中，监修国史。频上言请与契丹和，为上将景延广所否。明年，杨光远构契丹，有澶渊之役，凡制敌下令，皆出于延广，维翰与诸相无所与之。及契丹退，维翰使亲党受宠于少帝者，密致自荐，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维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广守洛，以维翰守中书令，再为枢密使、宏文馆大学士，继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数月之间，百度浸理。然权位既重，而四方赂遗，咸凑其门，故仍岁之间，积货钜万，由是浇竞辈得以兴谤。未几，内客省使李彦韬、端明殿学士冯玉皆以亲旧用事，与维翰不协，间言稍入。维翰渐见疏忌，将加黜退，赖宰相刘昫李崧奏云：「维翰元勋，且无显过，不宜轻有进退。」少帝乃止。寻以冯玉为枢密使，以分维翰之权。后因少帝微有不豫，维翰曾密遣中使达意于太后，请为皇弟重睿择师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冯玉作相，与维翰同在中书，会舍人卢价秩满，玉乃下笔除价为工部侍郎，维翰曰：「词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议。」因不署名，属维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维翰与玉尤不相协。俄因少帝以重睿择师傅言于玉，玉遂以词激少帝，寻出维翰为开封府尹。维翰称足疾，罕预朝谒，不接宾客。是岁，秋霖经月不歇。一日，维翰出府门由西街入内，至国子门，马忽惊逸，御者不能制，维翰落水，久而方苏。或言私邸亦多怪异，亲党咸忧之。及契丹至中渡桥，维翰以国家安危系在朝夕，乃诣执政异其议，又求见帝，复不得对。维翰退而谓所亲曰：「若以社稷之灵，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晋氏将不血食矣。」
开运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师既降契丹；十六日，张彦泽以前锋骑军陷都城。契丹遣使遗太后书云：「可先使桑维翰、景延广远来相接，甚是好事。」是日凌旦，都下军乱，宫中火发。维翰时在府署，左右劝使逃避，维翰曰：「吾国家大臣，何所逃乎！」即坐以俟命。时少帝已受契丹抚慰之命，乃谋自全之计，因思维翰在相时，累贡谋画，请与契丹和，虑契丹到京穷究其事，则显彰己过，故欲杀维翰以灭其口，因令图之。张彦泽既受少帝密旨，复利维翰家财，乃称少帝命召维翰。维翰束带乘马，行及天街，与李崧相遇，交谈之次，有军吏于马前揖维翰赴侍卫司，维翰知其不可，顾谓崧曰：「侍中当国，今日国亡，翻令维翰死之，何也？」崧甚有愧色。是日，彦泽遣兵守之，十八日夜，为彦泽所害，时年四十九。即以衣带加颈，报契丹主：维翰自经而死。契丹主曰：「我本无心害维翰，维翰不合自致。」契丹至阙，使人验其状，令殡于私第，厚抚其家，所有田园邸第，并令赐之。及汉高祖登极，诏赠尚书令。
维翰少时所居，恆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维翰往往被窃其衣，撮其巾栉，而未尝改容。当两朝秉政，出上将杨光远、景延广俱为洛川守；又尝一制除节将十五人，各领军职，无不屈而服之。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在兗、海擒豪贼过千人，亦寇恂、尹翁归之流也。开运中，朝廷以长子坦为屯田员外郎，次子埙为秘书郎。维翰谓同列曰：「汉代三公之子为郎，废已久矣，近或行之，甚喧外议。」乃抗表固让不受。寻改坦为大理司直，埙为秘书省正字，议者美之。初，高祖在位时，诏废翰林学士院，由是并内外制皆归阁下，命舍人直内廷，数年之间，尤重其选。及维翰再居宥密，不信宿，奏复置学士院，凡署职者，皆其亲旧。时议者以维翰相业素高，公望所属，虽除授或党，亦弗之咎也。《五代史补》：桑维翰形貌甚怪，往往见之者失次。张彦泽素以骁勇称，每谒候，虽冬月未尝不雨汗。及中渡变生，彦泽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领众突入开封府，弓矢乱发，且问：「桑维翰安在？」维翰闻之，乃厉声曰：「吾为大臣，使国家如此，其死宜矣。张彦泽安得无礼！」乃升安坐谓彦泽曰：「汝有何功，带使相已临方面，当国家危急，不能尽犬马之力以为报效，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为贼，汝心安乎？」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粟不敢仰视，退曰：「吾不知桑维翰何人，今日之下，威棱犹如此，其再可见耶！」是夜，令壮士就府缢杀之。当维翰之缢也，犹瞋目直视，嘘其气再三，每一嘘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嘘之外，火尽灭，就视则奄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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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建国以后，桑维翰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开国第一功臣，但后晋臣民大多数都反对石敬瑭和桑维翰这种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天福三年（938），桑维翰出主意将杨光远移镇洛阳，引起杨光远的不满。杨光远上书指责桑维翰“去公徇私，除改不当，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与民争利”。[6]石敬瑭于次年将桑维翰外调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一年后又移镇兖州（今属山东）。天福六年（941年）六月，镇州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抗疏请讨契丹，引来巨大响应，这可以说是后晋朝野反抗情绪的总爆发。在这种关键时刻，桑维翰立刻上密奏，力陈对抗契丹的“七不可”，从安重荣抗疏原因，后晋、契丹双方力量对比，国家内政状况，对抗与和亲利弊等方面论证了维持与契丹修好的关系，有利于国家大局。其疏末云：“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农。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7]这说明桑维翰并非绝对主张对契丹屈从，一旦形势有变，时机成熟，还是要求改变这种屈辱现状。石敬瑭同意他的意见，没有反叛契丹。
桑维翰虽然有卖国之嫌，但他的政治才能还是相当不错的，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政绩。后晋建立之初，他就建议朝廷“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重视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他治理相州除民弊二十余事，在兖州擒豪贼过千人，亦寇恂、尹翁归之流也”。[6]尤其在相州任上，革除“罪一夫而破一家”之积弊，诏天下诸州普遍实行，“自是劫盗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6]而且，桑维翰才望素重，其助后晋立国之才得到史家充分肯定。史书记载“开运元年(944年)六月，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数月之间，朝廷差治。”八月，“时军国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请辐凑，维翰随事裁决，初若不经思虑，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议之，亦终不能易也”。[8]桑维翰于天福三年（938年）十月受排挤罢去枢密使一职，次年四月因时为枢密使的刘处让奏对多不称旨而废枢密院，一旦复置枢密院，即以桑维翰兼枢密使，其才能可见一斑。桑维翰经邦治国之才还表现在健全国家机构、选拔人才上。如复置学士院，注意选贤任能。除官公正，如除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张谊为左拾遗，抵制以亲旧用事的冯玉授官不当之举。桑维翰命官公正，亦可从其子授官之事上印证。[9]
天福九年（944年），晋出帝石重贵继位后，桑维翰被调回中央，任命为侍中，但是实权在主张与契丹绝盟的大将景延广手中。桑维翰多次上言与契丹请和，都被否定。由于后晋不“恭顺”的态度，天福九年（944年）契丹大举南侵，劫掠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后北返，造成后晋不少损失。桑维翰乘机让人在石重贵面前说：“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1]于是石重贵就把景延广调离朝廷出守洛阳。桑维翰得以重返宰相之位，被擢升为中书令，同时又恢复设置枢密院，以他为枢密使，再度成为后晋最有权势的人物。
桑维翰第二次掌权，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达到了“数月之间，百度浸理”的效果。[6]可是他凭借权势，广收贿赂，“仍岁之间，积货巨万”，引起朝野非议。[6]李彦韬、冯玉等在石重贵面前攻讦桑维翰，石重贵想立即罢黜他，后经刘昫、李崧等劝解，才采取逐步分权的做法，由冯玉先任枢密使再任相职来削夺桑维翰的实权。于是桑维翰乘石重贵生病之时，向太后建议“为皇弟石重睿置师傅”。石重贵病愈后获悉此事大怒，就罢去他的相职，出任开封府尹。此后他就称有“足疾”，很少去朝见。[1]
桑维翰被贬谪以后，后晋向契丹称臣的政策发生改变，这直接为后晋政权带来灭顶之灾。开运三年十二月（947年1月），契丹出兵将灭后晋，桑维翰四处奔走，求见当政者冯玉及出帝石重贵，但都拒不接见。[1]随后契丹攻入开封灭晋，桑维翰被降将张彦泽缢杀。关于桑维翰的死因，《旧五代史·桑维翰传》的记载是石贵重为了避免耶律德光追究他背叛契丹的责任，便密令张彦泽杀桑维翰以灭口，而在《旧五代史·张彦泽传》及《新五代史·晋臣传》中的记载则是桑维翰大义凛然地斥责张彦泽，张彦泽羞愧难当，加上挟私怨，因而缢杀桑维翰，并对外宣称他是自缢的。也有说法是张彦泽贪图桑维翰家的财货而将他杀死。总之，桑维翰不大可能是被石重贵指使杀掉，应该是张彦泽为了个人恩怨或贪图财物而将其杀死的。《新五代史》对他的临死前这样一段描述：“初，彦泽入京师，左右劝维翰避祸，维翰曰：‘吾为大臣，国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动，彦泽以兵入，问：‘维翰何在？’维翰厉声曰：‘吾晋大臣，自当死国，安得无礼邪！’彦泽股栗不敢仰视。”[1]可见桑维翰还是一个相当有骨气的人。
桑维翰作为石敬瑭卖国的帮凶而一直遭到后人谴责。欧阳修评价桑维翰说：“呜呼！自古祸福成败之理，未有如晋氏之明验也。其始也，以契丹而兴，终为契丹所灭。然方其以逆抚顺，大事未集，孤城被围，外无救援，而徒将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强，能使契丹空国兴师，应若符契，出危解难，遂成晋氏。当是之时，维翰之力为多。及少主新立，衅结兵连，败约起争，发自延广。然则晋氏之事，维翰成之，延广坏之，二人之用心者异，而其受祸也同，其故何哉？盖夫本末不顺而与夷狄共事者，常见其祸，未见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1]
宋朝胡寅就桑维翰对内的失策这样评论道：“宰制运动，据权之所易；知人善任，当国之所难。是时刘知远、杜重威之徒皆为制将，而维翰不能区别才否。既一概用之，又不委知远以权。此失之大者，维翰非于知远有憾，特不深知之耳。或曰知远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维翰必欲御敌，师克在和，无宁力启上心，解崧之意，加礼河东。又致书知远，使坦怀释怨，以济国为务，而专付统御之权，晋岂遽亡乎？”[10]
但是对桑维翰的评价也随着时代变迁有变化的过程。在北宋时期，上至宋太祖，下至王禹偁，均对桑维翰的治国之才十分推崇，甚至欧阳修与司马光对他的态度都极为温和。直到民族意识高涨、理学兴盛的南宋时期，对桑维翰的批判虽然日渐加重，却仍然存在一定争议。相对于张浚、朱熹、陈傅良等人的批判，胡寅认为桑维翰虽有谋国误国之罪，但“其意特欲兴晋而已，固无挟虏以自重，劫主以盗权之意，犹足为贤”。[13]南宋著名政治家陈亮将桑维翰与唐高祖、郭子仪并列，批评他们行天下之末策，“借夷狄以平中国”，令后世大受其患，但也将他们称为“明君贤臣”。[14]陈诚之、吴曾、刘克庄等人也对桑维翰予以了肯定。南宋灭亡以后，桑维翰被牢牢地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了王夫之所评价的“万世之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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